怨恨也是这一巨大过程的一个根本原因。
价值评价的颠倒首先表现在：商人和企业家的职业价值、这一类人赖以成功并搞事业的禀性价值，被抬高为普遍有效的道德价值，甚至被抬高为这些价值中的“最高价值”。机敏、快速适应能力、计算型智力、对保障生命“稳妥”和八面玲珑的意识——确切地说，能够创造这些条件的特有能力，对各种情况的“可测性”、对连续工作和勤奋、对签订和遵守合约的详略等意识，现在都成为基本品德；勇气、英勇、牺牲精神、冒险乐趣、高贵意识、生命力、征服意识、对经济财富的等闲视之态度、家乡恋情、对家庭与家族的忠心、对领主的忠诚、统治力、恭顺等都隶属于上述基本品德了。可是，当它们仍然沿用原有名称时，则概念上的重构就更为深刻。[14]“仁爱”表明了这一点。诸如“公义”“涵养”“忠诚”“真诚”“节俭”这些词语也获得了新的意义。过去的公义观是：人人都一样才会有权利；只有人平等，才会如古代日耳曼格言所述：“让人得其所应得’，“两人做同样的事，已经有所不同”；所以，只有同样的人才可能公正地裁判同样的人。现代的公义概念与事实上的“人人平等”的新观念结合；此一概念使每一立法对某一特定的集团本身成为“不公正的例外立法”，要求在外在情况相同的条件下一律平等对待一切人和集团，在利与害、财与灾上对谁都一视同仁——根本不考虑他们的天性和禀赋方面的价值差异。[15]由于这种公义概念，“同样的人只应由同样的人来裁判”这一原则，在立法中自然日益见弃。“涵养”本来的意思首先是：人的精神对感性冲动混乱的控制；有涵养还表现为骑士般的对“偏爱”的支配意志，以对上帝和在上帝“之中”的恭顺为主遵的浩然之气感，感到自己一无所“憾”，对有用目的方面的要求并不计较。如今，涵养变成一种纯粹手段：人靠“明智”“踏实”“有分寸”成功地搞业务、尽可能击败竞争对手；倘无这一目的，涵养就得不到肯定评价。以前，“忠诚”是爱与信任伦理的自然延伸；其承担者视一切束约性的“诺言”和需接受的“契约”的要求为一种侮辱，因为那无非是对忠诚的怀疑，要求提出人为的保证。现在，“忠诚”纯粹变成恪守诺言和契约的素质。以前，对“真诚”的评价首先是认信的勇气、不屈从他人价值评价和利害关系，说谎者至少是暂时屈服于他人的价值评价和利害关系。现在，真诚日益具有这样的意义：在社会道德和公共舆论面前所不能说的，也不应想、不应作！“节俭”原本被视为体现“自愿清贫”——出自牺牲观——的福音理念中的倾向的表露，亦是为穷人的一种生活才干（不是“德行”）的形式；并被这些穷苦人所看重；现在，节俭被抬高为“德行”，不再与牺牲观和福音理想相关；至关紧要的是：节俭被抬高为富人的德行——自然，基督教的热情在字面上仍保留下来。松巴特在论述阿尔贝蒂时尖锐地指出：